第二章 电报办事员是我第一份事业
1.开辟新天地，去美国谋生
随着蒸汽机的大规模推广，手工作坊在丹佛姆林越来越难以维持。父母开始写信给远在匹兹堡的两位姨妈，想要举家前去投靠，倒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希望我和弟弟能更好地成长。不久，我们就开始为移民美国做打算，先是卖掉了编织机和家具。父亲对未来充满期待，家里时常响起他甜美的歌声。
编织机几乎一分不值，我们变卖了所有家产后，还告贷20英镑才能成行。1848年5月17日，我们离开丹佛姆林。那一年，父亲43岁，母亲33岁，我13岁，弟弟汤姆才5岁。从此，我彻底告别了学校，后来只上了一个冬季夜校，老师是个法国人，是个演讲家，从他那里我学会了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。在丹佛姆林上学期间，我学会了读写与算术，还有代数和拉丁文的基础。此外，我还努力学习英语语法，才不至于落在同龄孩子后面。我所接触的读物，只有华莱士、布鲁斯的故事和伯恩斯的作品，但我记得所有经典诗句。当然，我还读过《一千零一夜》，仿佛自己被带进了新的世界，痴迷其间。
离开的那天早上，我们坐火车前往查尔斯顿。我站在车厢里，眼泪汪汪地望着窗外，直到丹佛姆林从视野中消失，连雄伟而神圣的大教堂也看不到了。“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，丹佛姆林？”那以后的14年里，我几乎每天都想着这个问题。我时常想到大教堂，童年时所有对仙境的幻想，都离不开它和那里的大钟。那只大钟会在每晚八点敲响，那是宵禁钟，告诉我必须睡觉了。直到多年以后重回丹佛姆林时，我才再次听到那样的钟声。
当时，我和沃尔斯教长并排站在马车上，钟声响起——为母亲和我的荣誉而响——我双膝慢慢跪下，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，仿佛要晕倒。我知道不能晕倒，便紧咬嘴唇直到流血，并喃喃自语：“不要紧，冷静，必须坚持下去。”但钟声已经进入我的灵魂深处，仿佛要把我吞噬。那声音如此甜蜜、亲切，就像入睡前父母在床边的耳语。那声音仿佛从天堂传来，被遍观万物的力量所触动，即使我做错了事，它也从不生气，而这种沉默，却让我非常非常难过。今天，它没有对我沉默，它似乎是欢迎流浪在外的儿女重返它爱抚的怀抱。
这个世界从不为我们谋划什么，更不给予我们什么。这种恩赐只有大教堂的钟声才会给予。我弟弟汤姆虽然还小，却也开始了解其中的神奇色彩。
卢梭曾希望自己死于美妙的音乐之中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我希望在大限来临的时刻，会有大教堂的钟声在耳边回响，告诉我人生的旅途已经终止；我希望它像过去召唤我去睡觉一样，最后一次召唤我。
从查尔斯顿，我们坐船前往福斯湾的爱丁堡汽船行。被抱往汽船的时候，我冲到姨父跟前，抱住他的腿，声嘶力竭地喊道：“我不离开你！我不离开你！”多年后，当我回到丹佛姆林时，姨父来看我，说这是他经历的最伤感的一次别离。
经过一番周折，我们乘坐载重800吨的维茨凯斯特号航船，从格拉斯哥起航了。在接下来的七周航行中，我跟水手们学会了航船绳索的叫法，还能引导乘客回应船长的指令。时间一长，水手们就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周日聚会，他们的食堂里还有葡萄干布丁。因此，离开维茨凯斯特号，我感到遗憾而又依依不舍。
初到纽约，我感到一阵迷茫。我曾到爱丁堡见过女王，但也仅止于此。纽约是人类建造的第一座大工业城市，我置身其间，那熙熙攘攘的氛围几乎要把我淹没。
在纽约移民局的指引下，我们从伊利运河取道巴福勒和伊利湖，前往克利夫兰，而后沿运河到比沃。大约用了三周时间。当时的匹兹堡没有铁路，就连伊利铁路也还在修建。在运河上的三周，许多事都已淡忘，只有那个晚上还记得格外清晰。那是在比沃的一艘船上，我们遭受到蚊子的迅猛攻击，母亲遭了很大的罪，以至于次日清晨什么都看不清了。我却酣然入睡，全然不晓得什么叫“糟糕的夜晚，孩童的地狱”。
匹兹堡的亲友安排我们住在阿勒格尼，当地丽贝卡街上有艾肯特姨妈的两层小楼，腾出了两个房间给我们住。父亲此时重操旧业，开始生产桌布，甚至要四处去推销，因为没有销售商看得上我们的产量。家里的收入非常微薄。
母亲再次出来帮忙，什么困难都不能让她放弃。她年轻时曾跟着父亲学做鞋，挣点零用钱。这手艺真帮上了大忙。阿勒格尼有个鞋店老板老菲普斯先生，是我后来的朋友亨利·菲普斯的父亲。母亲做完家务后，就会到老菲普斯先生店里取一些零活做，每周能挣4美元。每天傍晚，母亲忙完家务，就把弟弟抱在膝盖上，让他帮着穿针、给线上蜡；一边还给弟弟背苏格兰的宝物歌，或讲有人因不道德而失败的民间故事。
对于穷苦人家的孩子来说，正直勤劳远比财富更宝贵。在我们家，母亲扮演着护士、厨师、保姆、教师、圣徒的角色，父亲则扮演着楷模、谋士、顾问以及朋友的角色！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，相比之下，百万富翁或贵族留给子孙的又算什么呢？
在美国，我们搬过几次家，母亲都能与邻居相处得非常好，他们有什么困难，总会征求母亲的建议；无论穷人富人，都来求母亲出谋划策。直到今天，还有很多人提起母亲的这些事迹。
2.第一份工作周薪仅1.2美元，而我的目标是年薪300美元
我已经13岁了，渴望找份工作好减轻家里的负担。我的梦想遥不可及，一年挣300美元，每月25美元，这样我们家就不用依靠别人了。亲戚们也时常善意地为我介绍工作，但有一次却激怒了母亲。霍根姨父的兄弟说我很聪明，如果让我到码头兜售小商品，相信会有可观的收入。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发怒，几乎暴跳如雷：“什么！让我儿子去做小贩，还跟码头上那些粗野的孩子一块儿！我宁愿把他扔到阿勒格尼河里。你走！你走！”
姨父的兄弟悻悻地走了。母亲站在那里，像个悲伤的女王，半晌，她还流着泪，搂过我和弟弟，声音哽咽着希望我们不要埋怨她。她说，我们要做那些有意义的事，要成为有用、体面、受人尊重的人。母亲发怒，不是因为那份工作不起眼，而是只有懒惰的人、流浪汉才会去做，根本赢不来他人的尊重。母亲搂着我们，发誓说就是再穷，也不会让我们年纪轻轻就去混日子。
这个家庭让我感到骄傲，每个人身上都有着强烈的自豪感、自主和自尊心。回顾早年的奋斗历程，我可以说母亲卓有远见，看得长远。她就是位女英雄，身上没有任何低俗、自私、欺诈、阴险之处，更不会说长道短。父亲则是一位圣徒，品性高尚、受人爱戴。在父母的熏陶下，我和弟弟汤姆自然也要成为受人尊重的人。
后来，父亲放弃了自己的小生意，到棉纺厂工作。棉纺厂的老板布莱克·斯通先生是个老爱尔兰人。我和父亲一起进的棉纺厂，负责线轴绕线。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，每周1.2美元。那段日子十分难熬。每天我们都要早起，摸黑吃完早饭，赶在天亮前到达工厂；中午休息一会儿后，就得一直干到天黑。每个小时都沉重无比，没有丝毫乐趣可言；我的动力是能为家里做一些事情。因此，第一周工资所带来的意义与成就感，后来数以百万计的钱都比不上。父亲高兴的时候哼起小曲来，我也能时常接上几句。
后来另一个苏格兰裔的线轴制造商邀请我们加盟，每周2美元。可这份工作乏味无比，我负责一台小蒸汽机，负责给这家工厂烧锅炉，整晚整晚地守在床边，看着蒸汽机仪表，如果蒸汽不足，上面的工人就会抱怨；反之，又有可能烧坏锅炉。这样看来，每周2美元真的很少。但我努力装成大人，学着忍耐，不让父母知道。我为此感到自豪，我相信每天都会发生一些改变，只要有机会来，我就能抓住它。我时常想象华莱士会怎么做，苏格兰人会怎么做；而有一点毋庸置疑，永不自暴自弃。
机会来了！海恩先生想要招个文员，好帮他写些材料，就问我字写得如何。我试了试，他觉得很满意，恰好我又擅长算术，这更让海恩先生对我充满了好感。他将我调离操作间，专门负责清洗油缸里新制造的线轴。这份工作有个专门的车间，能让我独自待着，可也让我以后一闻到汽油味，就免不了要反胃，即使想着华莱士和布鲁斯，也没有什么用了。不过，倘若我不吃早饭或午饭，到了晚上胃口就很好，也会让我好受些。我的原则是：要放弃，毋宁死！
海恩先生的工厂使用简式记账法。但当我听说大企业都采用复式记账法的时候，就与同事约翰·菲普斯、米勒及克莱伊一道，决定去夜校进行更系统的学习。学校位于匹兹堡，叫做威廉斯学校。
3.谋到一份快递员的工作，我很兴奋！
1850年初的一个晚上，霍根姨父来到我家，问我是否愿意到戴维·布鲁克斯的电报局当信差，他已经把我推荐给对方了。布鲁克斯先生和我姨父都爱好国际象棋，在一次比赛中偶然提及此事。这似乎是件小事，但这件小事改变了我的命运。应当记住，小事中往往会有最好的馈赠。
毫无疑问，我狂喜不已，笼中之鸟也没有我更渴望自由。母亲也感到欣慰，父亲却充满了顾虑：一方面，他知道这对我的意义重大；可另一方面，他觉得我太小，倘若深夜被派往乡下送信，就太危险了。父亲建议我还是做好目前的工作，但很快便收回了自己的意见，觉得我可以尝试一下。我想他是拜访了海恩先生。海恩先生表现得很大度，建议我去尝试，还承诺如果我在电报局做得不顺利的话，他随时欢迎我回去。
不久，有通知要我去匹兹堡拜访布鲁克斯先生。那天阳光明媚，是个好兆头。父亲陪我同去，并一直送到第四大街与伍德大街交叉处的电报局。在电报局外，我坚持一个人去见那位伟大的人物，迎接自己的命运，在某种程度上我将自己视为美国人。记得初到美国时，孩子们总是喊我：“苏格兰佬！苏格兰佬！”而我也总是回答道：“是的，我是苏格兰人，我为此而骄傲！”但我的乡音渐渐被磨掉，偶尔带出一点。我期待着能与布鲁克斯先生单独在一起，而不是有父亲在场，那样总显得自己手足无措。
那天，我穿着白色的亚麻布衬衫和蓝色紧身衣，平时只有神圣的安息日才会换上。面试很成功。我坦诚地对布鲁克斯先生说，自己不知道匹兹堡，也不够强壮，但我需要一次尝试。布鲁克斯先生问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，我说如果可以，现在就能留下来。如今想来，那个近乎深思熟虑后的回答，让我得到了那份工作；稍有迟疑，恐怕我就会后悔莫及。布鲁克斯先生就叫了一个男孩进来，吩咐他给我介绍电报局的一些事务，并要我跟他学业务。我抽空跑到外面，告诉父亲一切顺利，并让他向母亲转达这个喜讯。
1850年是我生命中的第一次转机：之前，在漆黑的地下室里，操作蒸汽机，整天与脏兮兮的煤打交道，完全看不出会有什么起色；现在，我一下子就进入了天堂，能够与纸笔以及阳光为伴。我第一次真正知道自己何其渺小，有太多东西要学，而每一分钟都有收获。我仿佛站在云梯上，信誓旦旦地准备向上攀登。
我犯愁的是记不住各公司的地址。为此，我开始记公司的门牌号，上班时记路这一侧的，下班时记另一侧的。晚上，我就依门牌号背出各个公司的名字，以加深记忆。不久，我闭上眼睛都能说得丝毫不差。接下来，我要认识那些公司的员工，这会给信差带来极大的便利。比如，倘若信差恰好碰到一个要去公司的员工，就可以让对方带回去。如果信差足够幸运，碰到公司的大人物，对方往往还会表扬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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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时，电报局在匹兹堡的业务，连第五大道都没到，不过我仍然获益匪浅。罗宾森将军是第一个在俄亥俄河以西出生的白人，我为他送过许多次电报。我见证了第一条电报线从东部引入匹兹堡，还见证了俄亥俄州与宾夕法尼亚州之间铁路的接轨。但匹兹堡还没有铁路，乘客们要到阿勒格尼山脚去坐火车，转到30英里外的霍勒迪斯伯格；而后，再到哥伦比亚换乘火车，才能到达相距81英里处的费城——大约要三天时间。
虽然没有铁路，但作为江海运输与运河运输的中转站，匹兹堡代理东西部商品贸易的业务逐渐壮大。往返于该市与辛辛那提之间邮件汽船的通航，更成为那时匹兹堡最盛大的事。不过，匹兹堡最具价值的矿藏——焦炭，却深埋地下许多年而不被发掘。
信差工作让我很快就认识了该市的一些名人。比如律师界的领头羊威尔金斯法官，他和麦克肯德勒斯法官、麦克卢尔法官、谢勒及其搭档埃德温·斯坦顿——“林肯的左膀右臂”，内战期间的陆军部长——我都熟识。而商界的杰出人物，诸如托马斯·M.豪、詹姆斯·派克、胡塞尔、本杰明·F.琼斯、威廉·冉、约翰·查尔芬特以及海隆上校，则是信差眼中的偶像。
就在此时，我结交了一位终生挚友，戴维·麦卡戈，后来阿勒格尼山谷铁路上大名鼎鼎的主管。那时，电报部门将东、西线分开运作，两个男孩负责西线的所有信件，我和戴维·麦卡戈负责东线。让人惊喜的是，戴维在美国出生，却也有苏格兰血统；他父亲说话时，跟我父亲像极了。
不久，我又推荐好友罗伯特·皮特凯恩来当信差，后来他成为宾夕法尼亚铁路驻匹兹堡的主管和总代理。罗伯特和我一样，是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。不久，我们三个苏格兰男孩就负责东线的所有电报，周薪2.5美元。我们踏踏实实，从底层做起，每天早晨轮流打扫办公室。我们相信，一个奋发有为的年轻人，打扫办公室也能最终脱颖而出成为“黑马”。
信差还有很多好处。譬如，水果批发商会因为信差送信及时，而奖励给对方成袋的苹果；面包店或甜点店的老板偶尔也会给信差一些点心。人们会对他们表示尊重，说一些称赞的话，有时还请求帮忙寄信。在我看来，再没有什么工作比信差更让孩子备受关注的了，聪明的孩子需要这种关注，而智者总是需要聪明的孩子。
对信差而言，更大的乐趣在于，如果送的信超过一定数量，就能额外获得10美分。我们都歆羡这“十美分信件”，甚至为此而争吵。为了避免争吵，我建议共享这些信件，并且每周末平分这些额外的报酬。自此，信差之间再次友好相处，实现了真正的合作，我还被选为财务员。这是我在金融组织方面的第一次尝试。
由于人人有分红，孩子们肆无忌惮地去甜食店买零食，导致财务上透支。作为财务员，我不得不告诉甜食店老板，绝不会为任何因禁不住诱惑而赊欠的孩子埋单。
4.知识给我打开一扇窗，给了我终身财富！
电报局的信差隔天值晚班，轮到值班，晚上11点之前我很少到家过；不值班的时候，6点就解放了。稍稍安定而清闲的工作，促使我为提升自己而谋划。恰在此时，仿佛是来自天国的祝福，知识宝库的大门向我打开了。感谢并祝福詹姆斯·安德森上校，他将自己的四百册藏书对外开放，任何年轻人都可以去借书：本周六来借，下周六就可以和他人交换着看。朋友米勒告诉我，这是安德森上校第一次向童工开放藏书，然而我们却不在最初的考虑之列。我就写信给《匹兹堡电讯》，强烈要求不应将我们排除在外，因为我们虽不从事体力劳动，但也是童工，也需要学习知识。安德森上校闻讯，立刻扩大可借阅图书的对象。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媒体，并且获得成功。
米勒把我介绍给安德森上校，从此，我的生命仿佛打开了一扇窗，知识之光源源不断地流入。想到每周六都会有一本新书，我就觉得自己的未来被照亮了，工作的辛苦，长期熬夜的疲惫，也都被阅读减轻了。借着阅读，我熟悉了麦考利的散文和历史著作，喜欢上了班克罗夫特的《美国史》，更钟爱于拉姆的文章，但其他大师，比如莎士比亚，多年以后在古老的匹兹堡剧院，我才第一次感受到他。
正是安德森上校的慷慨，达成了我读书的愿望；是他的慷慨，使我感受到文学的魅力，数百万计的财富都不足与之交换。如果没有书，生活将变得不可容忍。上校这一慷慨的善举，对我影响深远，使我意识到自己的缺点与陋习。当我有所成就时，我最先做的事情就是为恩人安德森上校竖立一座纪念碑，纪念碑矗立在阿勒格尼市钻石广场的图书馆前面，正对着礼堂。我撰写了碑铭：
詹姆斯·安德森上校，宾夕法尼亚州免费图书馆的创始人。他每周六下午担任图书管理员，童工从他那里借阅书籍。在这项高尚的工作里，他所贡献的不仅是个人的书籍，还有个人的时间。他打开了知识与想象的宝库，年轻人由此得以奋发向上。此纪念碑由当年童工之一所立，以示自己铭记这份恩情——安德鲁·卡内基。
与我的感激相比，这座纪念碑着实微不足道，只是略表心意而已。早年的经历告诉我，政府应当支持私人建立公共图书馆，没有什么比这更有益于孩子的成长，这会使孩子变得有能力，有抱负。这就是我捐建图书馆的目的，哪怕只有一个孩子进去，哪怕他的所得只有我当年的一半，我就能说那些图书馆没有白建。
“幼苗不正，树木必弯”。年轻人必须追求知识，谁都逃避不了，而图书馆会让你明白不劳无获的道理。多年之后，丹佛姆林的五个编织工，建立了镇上第一个流动图书馆，父亲就是其中之一；而我则幸运地成为迄今为止最后一个捐建者。这在我生命中意义重大，虽然我出身编织工家庭，但因为捐建过图书馆，其他任何身份我都不愿意去交换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有意无意地模仿着父亲，这成了我强烈满足感的源泉。像父亲这样的人，是值得跟随的向导，他们贴心、纯洁而又友善。
那个时候，古老的匹兹堡剧院在福特先生的管理下声名大噪。电报公司为福特先生提供免费的电报业务，作为回报，电报员可以免费进入剧院。有时候，信差也能享受这种待遇。虽然我们时常夜里才能到达剧院，但仍被允许进入剧院的第二层。我们就轮流送信，好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观看演出。
匹兹堡剧院演出的戏剧往往场面很壮观，却没有太大的文学价值，不过总会让15岁的孩子为之着迷。此前，我和戴维·麦卡戈他们一样，从未进过剧院或音乐厅，或观看任何形式的演出，当然接触不到如此壮观的事物。我们为那充满魅力的脚灯着迷，盼望着每一次进入剧院的机会。
“狂风”亚当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悲剧演员之一，因出演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而闻名于世。他的演出促使我的欣赏口味发生重大改变，此后除了莎士比亚，再没有哪位作家对我有吸引力了。在那之前，我从未意识到语言中蕴藏的魔力：节奏与韵律仿佛在我的体内熔铸成一团，栖息着，等待被召唤。那是一种全新的语言，是戏剧激发出我对它的欣赏；到观看《麦克白》时，我对莎翁的兴趣一下子被唤起。
那之后不久，我观看了瓦格纳的《罗恩格林》，它的序曲就震动了我，仿若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，虽然那时我不知道瓦格纳。他的确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天才，像一架梯子，借着他可以攀登得更高。他是我的新朋友，和莎士比亚一样。
同一时期，在阿勒格尼，有一群人自发组织了一个社团：斯文登伯格。父亲是社团成员，我自然而然也被带到那里；母亲却对斯文登伯格毫无兴趣。母亲曾表示尊重一切形式的宗教，但反对宗教之间的争论，自己对宗教也持明显的保留态度。也许只有孔子的话能解释她的立场：“躬自厚而薄责于人，则远怨矣。”
正是在斯文登伯格，我第一次真正感受音乐。该社团的赞美诗后面有附录，是从一些宗教剧中摘录出来的片段。我的嗓音并不好，但从无矫揉造作，也成为唱诗班的固定成员。我知道，正是由于我的热忱，唱诗班的指挥才会一次次原谅我的不合拍。随着对宗教音乐的了解，我欣喜地发现，我这样一个无知的孩童，竟能理解被音乐界奉为至宝的亨德尔的作品。可以说，是斯文登伯格的唱诗班开启了我的音乐启蒙教育。
我不会忘记父亲曾唱过的故乡的歌，我对甜美歌声的喜爱正源于此。我熟悉几乎所有苏格兰的民歌，无论歌词还是曲调。完全可以说，要想赢得贝多芬和瓦格纳那样的声誉，民歌是最好的基础。父亲是我见过的声音最甜美而又最具感染力的歌手之一，我继承了他对音乐的热爱，却没有继承他的金嗓子。
作为信差的我，在夏天有两周的假期，我就到俄亥俄州东利物浦的姨父家去消磨时间。可到了冬季，我就不能休假了，幸好我家对面冻得结实的小河，能时常满足我爱玩的心理。每到周日，我就会早早起床，既不耽误去教堂，又能去溜溜冰过过瘾。在传统的苏格兰家庭，这样的念头想都别想，母亲却明确地对我说：如果我喜欢，就可以去溜冰。父亲也明确表态：只要能及时回来去教堂，我下河溜冰没什么。父母超越了那个年代的传统观，至少超越了苏格兰的传统观念。
5.我还完贷款，还有了自己的“小金库”，并开始梦想着建立自己的公司
做了大约一年的信差后，楼下办公室的格拉斯上校，偶尔会让我帮他照看一下办公室，因为他要经常出去。格拉斯先生的声望很高，又有政治抱负，不在办公室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也越来越频繁。这样一来，我成了他的办公室助理：接收公众的来信，监督操作房是否对信件进行了合理的分配，等等。所有信差都梦寐以求这个职位，纷纷开始鼓励我。我舍不得多花一分钱，可他们知道为什么。我需要省下来每一分钱，好补给家里的日常开支。我总是和父母商议着怎样添置家具、衣物更划算，恐怕没有一个家庭会如此团结吧！
就这样日复一日，每省下50美分，母亲总是小心地攒起来，终于攒够200枚后，就兑换成20英镑，寄给远在苏格兰的亨德森太太，是她当年的慷慨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。那天我们欢呼庆祝：终于从债务中解脱出来了，多么令人欣慰啊！可是亨德森太太的恩情，我们永远无法偿还。我重回丹佛姆林时，亨德森太太依然健在，我前往她的住处拜访就像前往神圣之所；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应当忘记她！如今得知老太太逝世的消息，我哽咽了，默念愿这位善良而高贵的朋友安息。
还有一件事，一度让我感觉自己身处天堂。那是个周六的晚上，格拉斯上校要给信差结算工资。我们在柜台前站成一队，挨个儿去领钱。我站在最前面，伸出手准备接格拉斯先生已经推出来的11.25美元。令我惊愕的是，格拉斯先生把钱推给了我后面的男孩。我想是格拉斯先生搞错了，因为我一直都是第一个领工资。等其他信差都领到了工资，我的心开始下沉，仿佛有不祥的事要发生。我做了什么，又没做什么？我等着承受被解雇的消息的发布，真感到无颜面对父母亲了，心里十分痛苦。等信差们陆续离开后，格拉斯先生说我应当领到更多的钱，每月13.5美元。
我一阵眩晕，怀疑自己听错了，但他数出了这笔钱。我不知道我是否谢过了他，只记得自己拿着钱，一路小跑着回到家里。我把钱悉数交给母亲，只交了11.25美元，另外2.25美元存入了自己的“小金库”。它们实实在在地躺在我的口袋里，那种感觉远比我后来创造的数以百万计的财富更有价值。
晚上入睡前，我低声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九岁的弟弟汤姆，他似乎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。我们谈到未来，谈到如何组建公司，甚至谈到以“卡内基兄弟”命名的企业会很庞大，那样父母就能坐上马车了。我听说有个苏格兰老太太，到伦敦和女儿女婿一起住，还有自己的马车，可她却说：“如果家乡的人不知道，那我坐着这样一台机器，有什么风光可言！”这个故事对我触动很大：父母不应当只在匹兹堡风光，还应当衣锦还乡回到丹佛姆林。
星期日早晨，全家一起吃饭时，我拿出另外的2.25美元。他们很是吃惊，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，父亲的眼中充满骄傲，母亲则热泪盈眶：他们的孩子有了成绩，他们的孩子孺子可教。我也感动得泪流满面。在那之后赢得的所有的赏识与成功，都没再令我如此震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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